■ 毛天祥

    周正龙必须为他的造假行为付出代价，所涉13名官员也必须为他们违规违纪、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而接受处理，这是咎由自取，毋需同情。但虎照的鉴定专家是否又该为“这个不严谨的鉴定过程”而道歉，甚至主动接受问责呢？

    因为据媒体报道，当初的鉴定并不谨慎，新闻发布会上，3位专家只是现场传阅了照片。后来3位专家到林业厅讨论并形成鉴定意见，补办了签字手续。

    鉴定，本是“华南虎照片事件”一道至关重要的“防伪”屏障。此后，也是这些专家们的鉴定，成为了“周老虎”一劳永逸的推荐信，其赢得的诸多荣誉和经费奖励与此也有着莫大的关系。遗憾的是，在此次造假事件中，正是这一道屏障的失守，导致后面系列事件的发生。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当我们谴责周正龙的造假行为时，更需要追问的是“失责”的鉴定专家和“失效”的鉴定制度。

    目前，此类鉴定会议一般由政府部门自行出面主持，可以说他们既是鉴定的管理者又是鉴定的组织者，同时还是鉴定的监督者。这种政府部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做法，很容易让鉴定会议流于形式，导致鉴定制度“形同虚设”。

    同时，这种鉴定方式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鉴定专家的选择，而参与鉴定的专家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鉴定的整个过程中也没有监督者。在这样的状态下，鉴定专家自然都抱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态，谁也不会逆政府意图而行。试想，今天要是得罪了政府部门，以后自己的科研经费又从何而来呢？如此一来，鉴定会就逐渐演变为“宣传会”，鉴定专家到场成了替这个“成果”作宣传，越是有名望的专家到场越是能为这个“成果”增光。至于结果是真是假，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这些弊端，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可谓暴露得淋漓尽致。

    如何防止鉴定专家“失责”和科研成果鉴定制度“失效”呢？现在，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一种方法是由评估公司进行鉴定。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必须退出科研成果等相关鉴定领域，把所有的成果鉴定完全交给具有资质的社会科技中介机构负责，让中介机构直接对市场负责。

    其实，我国在这方面此前早已有“先行者”。2004年底，深圳市政府就在全国率先正式退出科技成果鉴定领域，所有的科技成果交由社会科技中介机构鉴定（见2004年12月2日《深圳特区报》）。可惜的是，虽然四年前就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但至今好像仍然后无来者。

    倘若鉴定专家“失责”和科研成果鉴定制度“失效”的体制性弊端不解决，那谁又能保证明天不会出现第二只、第三只“周老虎”呢？

    但愿“周老虎”能够“吓唬”出一批负责任的鉴定专家和一项切实有效的鉴定制度！

时评：我为何期待外资银行这只“狼”早日到来？

时评：让你没有消费者尊严的银行

以前怕去银行，只是怕排队浪费时间。现在去银行却又多了一“怕”，就是害怕发现自己的权益又受损了。

今年初我换了份工作，如过去一样，新单位又要求去指定的银行开户，以便发放工资。考虑到自己手头已有好几个银行的存折和卡，便问：“其他银行的存折可以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好心的同事解释说，因单位和银行有业务关系，所以约定工资由这两家银行代发。无奈，就这样被银行和单位合谋剥夺了我自由选择银行的权利。

跑去银行开户，却被要求同时办一张储蓄卡，开卡工本费5元，以后每年年费10元。“只办存折不办卡行不行？”想到自己已有好几张银行卡，个别还处于休眠状态，再办卡只会造成浪费，于是我据理力争，并要求银行拿出“开户必须办卡”的依据来。谁知，银行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理会我，只是一味地强调不办卡就不能开户。后来，我投诉到当地媒体，并找到了银行的值班领导。因我态度强硬，银行最终同意不办卡就为我开户，但同时不忘提醒我：以后取款5000元以下的业务必须到自动柜员机办理，银行窗口只受理取款5000元以上的业务，所以还是办卡更方便一些。哎，就为了赚5元钱的开卡工本费和以后每年10元年费，银行先是“强制捆绑消费”，失效后又人为设置业务办理门槛来“威胁”我。如此“认钱不认人”，银行让我这个“上帝”实在很受伤。

虽然很生气，但生活中还得和银行打交道，毕竟银行就这么几家，而且我又没得选择。上周，我又去银行办理销户手续。此前，我有两个工商银行的存折，一个带有银行卡；另一个就是没办卡的工资存折。因带卡的存折现已没有业务往来，可每年还得缴年费10元，所以打算注销它。跑到银行，一番排队后，注销存折和卡时突然想起办卡时曾交过5元钱的工本费，也就是说这张卡是我花钱买来的。于是便问银行工作人员：“我能否将这张卡注销后再与没有办卡的工资存折的帐号连在一起？”“不行。”工作人员毫不含糊。我说：“这张卡是我花钱买来的，我有权选择它与哪个存折捆绑在一起吧。何况，把卡和存折的帐号捆绑在一起，在计算机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也并非难事啊！”回答依然很果断：“这张卡注销后就不能用了，工资存折要办卡必须另交5元钱的工本费。”我想，这不是纯粹浪费吗，于是生气地说：“这张卡是属于我的私人财产，你得还给我，至少我还能留个纪念。”银行工作人员二话没说，拿起剪刀把卡剪去一角后就还给了我。拿着这张残缺不全的卡，我除了气愤还是气愤：银行凭什么损坏我的私人物品？

之前还看过不少媒体报道，有的抱怨银行各种收费名目繁多；有的说银行收手续费后不开发票；有的银行错发工资却要他人为自己失误“埋单”；有的银行自动柜员机吐出“假钞”后却无人负责……再联想到自己的一连串遭遇，我发现与银行打交道，自己的消费者权益似乎得不到保障。自从加入WTO后，国内很多行业都在紧张地呼喊：“狼来了，狼来了！”可如今，我却如此热切地期盼外资银行这只“狼”能够早点在我所在的市安居乐业。与其任由国内银行这些“地头蛇”居高临下作威作福，不把消费者当回事，还不如放“西方的狼”进来充分竞争，让我们真正享受一下做“上帝”的滋味——明明白白地放心消费，舒舒服服地享受服务。(全文约1200字)

记者应记录历史而不是“补拍”历史

作者：毛天祥

今天是6月22日，距曝光两起“补拍”事件已经整整一个多月了。但直到现在，仍然不见当事记者公开道歉，也不见当事电视台的处理结果和反思措施。为免大家遗忘，所以秋后算账之前，还得先旧事重提一番。

先是5月13日的《新闻联播》新闻“奥运圣火完成在福建龙岩的传递”中，播出了奥运火炬手为灾区人民捐款的画面，但画面中捐款的火炬手只有动作，并没有拿钱。节目播出后引起观众和网民的质疑。央视、福建广播影视集团5月16日解释，三位火炬手捐完款后，记者又要求补拍几个镜头，于是出现了“失误”。（5月17日《海峡导报》）

http://epaper.taihainet.com/html/20080517/hxdb89551.html

就在央视致歉的当天下午，一段视频出现在网上，显示一所中学正在搞捐款，蹊跷的是放进捐款箱的钱又被拿出来发给其他人重新再捐。很多网友怀疑视频中的捐款涉嫌造假。后经调查，视频拍摄的是广东惠州三中，校方表示这是个误会，捐款实际上是15日举行的，因为媒体没有拍到镜头，所以5月16日配合媒体补拍了一下。(5月17日《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8-05/17/content_470582.htm

“补拍”事件接连发生，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然而，对于这两则造成恶劣影响的“补拍”事件，事后仅央视道了歉，当事的电视台和记者至今都不见有任何行动，更别谈处罚了。即便是央视的道歉，也仅仅解释为“失误”，言外之意好象是这次“补拍”只是不小心被大家发现了。但对于“补拍”电视新闻这种行为，却没有予以谴责，也没有表示采取措施坚决杜绝。相比之下，今年初接连发生的假新闻照片事件却没有这么“幸运”了，虽几经周折，但在公众的强烈质疑和追问下，当事者最后都得到了应有的处理。还有去年北京的“纸包子事件”，也让我们见识了相关单位的雷厉风行，行事果断。可是，这两起抗震救灾“补拍”事件，却至今还欠公众一个交代。

有必要对“补拍”穷追不舍吗？非得当事电视台、记者公开道歉才善罢甘休吗？其实，之所以不肯放过“补拍”，是因为“补拍”同样当以“假新闻”论处。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因可以逼真地再现现实场景，相信“眼见为实”的受众往往认为电视新闻比报纸、广播等媒体更可信。正因如此，真实对于电视新闻有着更高的要求，容不得半点虚假，它必须是真人、真事、真时间和真地点，而不能像拍电视剧那样允许虚构和艺术加工。“补拍”这种情景再现方式，即便最真实，也只是对新闻事实的“模拟”，明显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也许，“补拍”弥补了错失“现在进行时”的遗憾，增强了节目的感染力，但其本质上却是一种典型的新闻造假行为，其结果不仅会使受众对电视新闻产生不信任感，有损于新闻媒体的社会公信力，而且容易助长新闻造假之风。去年发生在北京的“纸包子事件”，何尝不是“补拍”的升级版呢？此外，容忍“补拍”还容易滋生记者的懒惰恶习。新闻的即时性要求记者脑勤、眼勤、手勤，必须时时处处有抢新闻的意识，在新闻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如果电视新闻节目允许“补拍”来替代真实的新闻情景，那就会在无形中助长记者的懒惰之风。

记者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公众需要的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补拍”的历史。因此，记者只能被动地记录，而没有任何创造的权力。对于视真实为生命的新闻来说，任何创造都意味着虚假。即便有一千万个“补拍”的理由，在使用补拍镜头时也必须声明这是事后补拍或模拟的，明明白白地告诉受众实情，而不是堂堂正正地行骗，等事情败露后才说是“失误”。因此，笔者建议象彻查假新闻照片事件和“纸包子”事件一样，严查这两起“补拍”事件，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全文1400字）

期待政府像上市公司那样公布年报

“政府部门要像上市公司一样公布年报。”深圳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近日召开，该市人大代表周成新认为，深圳其他政府部门可以借鉴上市公司的做法，请审计公司来进行审计，并公布年报。也可请人大牵头，指定几家审计公司，对政府部门进行审计后公布年报，对纳税人负责。周成新的观点得到了不少人大代表的认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杰表示引入实质性的审计确实是有进步意义。（《南方日报》4月12日）

    众所周知，政府机构是公众权利的“委托代理人”，是靠纳税人的钱来运作的公共服务机构。倘若把政府机构比作公司的话，那纳税人无疑就是出资者（股东），是政府机构理所当然的“幕后老板”。既为“老板”，自然就有权了解自己花钱开的“公司”和聘请的工作人员（美其名曰“公仆”）的绩效。如果哪一个“公仆”的绩效评定为不合格，“老板”甚至可以按照程序予以解聘并追究责任。

    然而，纳税人虽贵为“老板”，现在却往往难以知晓自己“公司”——政府机构的真实绩效。首先是因为缺乏一套科学客观的绩效评估体系，导致只能任由政府机构自我评价，更多的时候表现为自我表扬。比如在今年的南方冰雪灾害中，中国气象局副局长许小峰称气象局“做得还是相当好的”，虽引来质疑声一片，但公众却又实在找不到真实的评估结果。如今，不少地方（如广东惠州）虽正在探索建立新的政绩考核体系，但也仅仅停留在报政绩或评政绩，却没有审政绩或查政绩，最后考核结果既不公示，也未经审计，所以弄虚作假现象时有发生。作为“老板”的纳税人，虽知“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不正常，却无法有效监督。

    如果是真正的上市公司，状况就大不一样。纵使对公司运营一清二楚的企业管理者或大股东不乐意，上市公司在日常工作中也必须严格遵守相关信息披露制度，而且在发布年报时须经独立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出具承担法律责任的审计报告或意见。倘若上市公司违规披露信息或审计机构出具虚假报告，都会受到法律法规的严厉惩罚。上市公司的这一整套制度，充分发挥了审计的“过滤器”和“铁算盘”作用，为会计数据的真实性和信息披露的公正性提供了保障。这样的做法，值得政府机构学习借鉴。

    事实上，随着纳税人意识的觉醒，公众如今不仅期望知道各级政府的真实业绩，而且还要求公布政绩成本，即投入产出是否合理，这从近年来公众对“审计风暴”的期待就可见一斑。而对政府机构自身来说，当前也期待借助独立审计结果向公众传达一种信息，让公众确信其公布的信息，以证明自身的能力和清白，实现正当的利益追求。多方面的期望，正成为独立审计政绩的源泉与动力。那么，谁来充当政府绩效的审计委托人呢？答案自然是真实信息的需求者，也即政府机构的“出资者”——纳税人。但是，群体庞大的纳税人虽是“老板”，却又呈分散状，此时，就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人大常委会担当起委托审计政绩的重责。

    “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这就意味着，要使权力无处不在监督之中，无处不在压力之下，因而不得不克制、审慎和谦恭。倘若由人大牵头委托审计，让政府像上市公司那样公布年报，这不仅避免了政府自我监督的弊病，而且有利于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创造形成压力政治的条件。实际上，目前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已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计机关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这可以看作政府机构发布“年报”的排练。希望纳税人能早日看到公正详尽的政府“年报”。

工人日报: http://www.grrb.com.cn/template/10002/file.jsp?tid=11&aid=306193

时评：拒绝垃圾短信还得消费者花钱消灾？

时评：不想接受垃圾短信还需消费者买单？

时评： “史上最牛短信”：回复不回复都遭罪

作者：毛天祥

以前碰到垃圾短信，无奈的我一般都一删了之。可昨晚收到的这则来自106988895080的短信，却成为了“烫手山芋”：回复自然不敢，但删也不敢。现将这则“史上最牛短信”照搬如下：“您好！根据信息产业部的要求，现深航向您征求短信发送许可，如果您今后不愿意接收深航发送的一切短信，请直接回复N；如果您在收到短信之后两天内没有回复，则默认为愿意接收深航短信。” 

前段时间媒体报道，信息产业部正会同有关部门加紧制定《通信短消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未经手机用户许可，擅自发送商业性质广告属违规行为，发送者须受到相应惩处。从我收到的这则信息来看，信息产业部应该已经开展行动整治垃圾短信了。可是，收到这样征求短信发送许可的短信，我却为难了：

回复吧，这个号码我并不熟悉，害怕又是某些不良信息服务商假借深航名义设置的圈套，一回复就收取高额信息费；不回复吧，如果真是深航发过来的，那就意味着我“默认为愿意接收深航短信”，以后依然会受到骚扰；求证后再回复吧，不但费时费力，而且还得花钱。如此征求许可，运营商倒是稳赚，可却让我这个左右为难的消费者感觉直像“霸王条款”。

为什么一定要回复才表示我拒绝呢？回复短信不仅要收费，而且收多少还是个未知数，难道拒绝垃圾短信也得消费者自己花钱消灾吗？倘若每一家公司都以这样的方式来征求短信发送许可，那我岂不是每时每刻都得留意手机短信，每一条都得耗时费力花钱去求证其真实性，然后每一条还得跟踪是否回复成功，以免错过其强制的最后时限要求呢？

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我不回复，就意味着我不愿意接收，而不是现在的默认呢？看来，我得借此发个声明：任何一家公司向我征求短信发送许可，倘若我没有回复，那就意味着我拒绝，而非默认接收。（全文750字）

对“贪官”的审计结果也需征求其意见

毛天祥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3/11/content_2096751.htm

就国家审计署发布的2008年第2号公告《18省市收费公路运营管理情况审计调查结果》中涉及的审计程序，《中国青年报》3月8日刊登《对贪官的审计结果需要贪官批准吗》一文质疑：如果在国家审计中发现贪官，还必须得到贪官所在单位的同意才能公示于世吗？如果贪官本人便是所在单位的“一把手”呢？

    文章之所以发出如此疑问，皆因不了解审计流程所致。《审计法》第四十条规定：“审计组对审计事项实施审计后，应当向审计机关提出审计组的审计报告。审计组的审计报告报送审计机关前，应当征求被审计对象的意见。被审计对象应当自接到审计组的审计报告之日起十日内，将其书面意见送交审计组。审计组应当将被审计对象的书面意见一并报送审计机关。”因此，征求被审计对象（哪怕是所谓的“贪官”）对审计报告的书面意见，是法定程序，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必须遵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法律没有最终认定之前，谁也无权给被审计对象戴上“贪官”的帽子。

    其实，设定如此审计程序，是程序正义的需要，也是保障实质正义的必要。被审计对象具有法律规定的申告权等权利，征求他们的意见，让那些哪怕是犯罪嫌疑人的“贪官”们说话，既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也可避免因审计组的“一家之言”而制造冤屈。这样的审计工作纪律，不但不会磨钝审计之剑，反而会使得审计结果更有权威性和公信力。倘若因没有征求意见而导致审计报告出现差错，其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此外，设定严格的审计纪律，也是防止审计机关渎职腐败的锐利武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征求被审计对象的意见，并不是要得到他们的批准或同意。《审计法》第四十一条明文规定：“审计机关按照审计署规定的程序对审计组的审计报告进行审议，并对被审计对象对审计组的审计报告提出的意见一并研究后，提出审计机关的审计报告。”可见，在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之后，至于审计报告形成中是否采纳了其意见，主动权依然在审计机关，他们会依据掌握的确凿事实作出自身专业的判断。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对贪官的审计结果也需要贪官批准”之说。

    “正义不仅要伸张，而且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伸张。”这句名言告诉我们：即使是对“贪官”的审计结果，也需要征求“贪官”的意见，保障“贪官”说话的权利。毕竟，只有保证了程序正义，审计这把正义之剑才能变得锋利无比。

青歌赛“扇”了春晚一耳光

　　和家人一起看了几个晚上的央视青年歌手大赛现场直播，发现不论是歌手的演绎水平，还是现场的音响效果，都还算赏心悦目。即便有个别歌手因紧张而出现失误，家人也都只是一笑了之，并理解地说：“毕竟是真唱，自然难以尽善尽美。”由此，我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样的演出效果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央视搞春节晚会等大型演出时总是鼓励歌手假唱呢？假唱的盛行，与央视这个“带头大哥”年年默许春晚假唱不无关系。每当谈到假唱问题，总是有人会搬出诸多理由来为自己辩解，过去，我们虽然知道这些理由站不住脚，但只能进行道德批判，却苦于找不到事实证据来反驳。如今，央视青歌赛的真唱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证明，把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一击破。青歌赛真唱而春晚假唱的事实告诉我们，假唱的真正原因，不是害怕观众失望，也不是歌手功力不够，更不是电视台设备不行，而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央视对作为消费者的观众无所谓。既然无所谓，自然也就无所畏了。

        （毛天祥）

拿了红包还会对读者负责吗？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77961/77962/7098403.html

中国作家协会七届三次全委会近日在福州举行，会议特别强调了加强文学批评工作。讨论中批评家们多次提到的“红包批评”，被认为是当前阻碍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共同发展的一个症结所在。而不少评论家认为，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脑力劳动，收取一定的报酬，也是理所应当的。问题并不在于收取报酬，而在于笔下的批评文章到底对谁负责。（《人民日报》4月7日）

　　“红包批评”盛行导致作品研讨会变质，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批评家们虽然意识到了“红包批评”的危害，但似乎还没有拿过瘾，依然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拿红包是“理所应当的”。其潜台词是：拿了“红包”，并不意味着我就会为作家说话，我依然会对读者负责。

　　真有这样的好事吗，拿了红包却还能秉公批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作家既然出钱请批评家参加研讨会，显然不是为了“买”批评，而是为了广告而来。倘若评论家收与不收红包都会对读者负责，那作家干嘛还要掏腰包呢？为了对得起“孔方兄”，评论家又怎会拉下面子秉公批评，那岂不是太不讲人情了。作为读者，倘若知道自己正在看的是“红包批评”，不论批评诚实与否，都有理由对文章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当然，拿了红包却仍然对读者负责，从理论上讲也不是不可能，但这要求评论家须是个铁面无私的“包青天”。然而，追求利益乃人之本性，评论家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也是独立经济人，他们更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把道德立场抛到一边。因此，将“红包批评”是否诚实寄希望于道德自律，这是靠不住的一种选择。

　　与其寄希望于道德自律，还不如用法律法规和行业管理的他律来规范，拿出一些真正可以量化的标准和具体的罚则来。事实上，红包现象并非文学界所独有，新闻、医疗等行业也同样存在。不同的是，这些行业现在已经制定了相关的行业自律制度，利用现有的法律规定予以制止收红包行为。比如，新闻界就有《报纸出版管理规定》、《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等。可见，中国作协也应该学学这些行业，制定良好的约束机制防止“红包批评”的蔓延。

　　制度是根本，建立严格、缜密的制度，赏罚分明，让收受“红包”的成本大大高于带来的收益。激励是关键，通过建立奖励制度、提高文学评论稿费等措施，来满足评论家们更高层次的需要。相信在制度和激励双重作用下，必将产生独立的高质量的文学评论。

——2008年的TCL

2008年的大幕已徐徐拉启，灯光亮处，TCL已赫然站在国际化舞台的中央，挟裹着自信与豪迈，沐浴着春日的阳光。我们自信，因为经受住了企业发展史上最为严峻的生死考验，TCL的旗帜依然高高飘扬；我们豪迈，因为TCL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旅程。

三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短一瞬，而对于在国际化道路上苦战的TCL却是如此漫长！如今，我们终于站直了！艰难时期的TCL虽非光彩夺目，然而挺过来的TCL却蓄势待发。三年艰难的国际化磨砺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自己不趴下，就没有人能把我们打垮；只要我们自己不趴下，就一定能够挺直腰板，站稳脚跟，迎风击浪！

今天，我们站直了！

站直了，就别趴下！国际化之旅没有坦途，我们必须常怀忧患之思，永抱自警之心，反躬自省，才能够清醒认识到国际化征途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才能够深刻分析企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才能够从容应对未来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即使今天我们已经度过了难关，我们也必须把忧患意识贯穿到日常工作生活当中，把未来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把应对困难的措施考虑得周全一些。只有这样，才能够站得更直，走得更远。

站直了，就别趴下！我们不必去缅怀往昔的辉煌，那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也不必太刻意去瞻望遥远的未来，那是将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潮起潮落，弹指一挥间的时代，时势可以造就品牌，也可以让过去的品牌只堪追忆。今天，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已经“站直了”而洋洋自得，TCL就很有可能被“标兵”拉得更远；如果我们沉浸在未来的幻想中不能自拔，TCL就很有可能被“追兵”所赶超。既然已经站直了，我们就必须放下内心深处背负的成就包袱，轻装上阵，迈开脚步，走向远方。

站直了，就别趴下！摔个跟头，可以捡个明白。三年的跌跌撞撞，对年轻的TCL来说，未尝不是一笔财富！成长的烦恼，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换来的应该是不再重蹈覆辙。我们无需用优美的词语来掩饰自己，系统组织能力不足和团队管理能力欠缺，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大深层次问题。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面对现实，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趟出一条新路。

站直了，就别趴下！ “赢在2007”，我们赢回了我们的自信，找回了豪迈，虽然行色匆匆，即便脚步踉跄。TCL已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今天，我们已有了良好的全球业务架构和产业基础，有了更加丰富的资源和一支日趋成熟的队伍，我们也已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我们完全有信心也有能力实现TCL国际化目标！让我们把这种自信和豪迈带进我们共同的行为方式中，变成我们事业的推动力。

站直了，就不能趴下！ 2008年的国际化大舞台上，灯火璀璨处，TCL已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充满期待！既然已经站在了这个舞台，就让掌声响起来，为TCL喝彩！